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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瓜瓜为什么可能是正确的?

Source: https://x.com/i/article/2093004350679584768

文:Jonathan Livingston

薄瓜瓜最近公开回应沈栋,目前普遍被理解成一场“红二代家属替父亲翻案”的争论。

这这样理解当然不能算错。

他在为薄熙来辩护,也在为母亲谷开来、为自己、为整个家庭过去十几年来承受的叙事压力进行反击。他质疑法拉利故事,质疑“牛津退学”,质疑徐明“白手套”说法,也质疑海伍德案中已经被公众接受多年的若干结论。

他试图说明,薄熙来并不是外界想象中的那个权欲熏心、骄横跋扈的“红色贵族”模板,而是一个更复杂、更具体的人。

然而,如果仅仅从“他说的事实究竟有多少是真的”来评价这些文章,可能会错过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: 假如薄瓜瓜真正想表达的不是“我父亲无辜”,而是“你们理解这个政治系统的方式本身有问题”呢?

有没有一种可能:他比许多批评者想象的更加接近、理解中共这个系统的真实运行逻辑。

沈栋的文章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道德与政治前提,即在他看来,薄家三代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权力是不可靠的。

薄一波可以从革命元老变成被整肃者,再重新恢复地位;薄熙来少年时代可以因为父亲失势而身陷囹圄,成年以后又做到政治局委员,最后再次成为囚徒。谷开来、薄瓜瓜的命运也跟着最高政治权力起伏。

因此沈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: 既然你们一家已经如此深刻地体验过不受约束的权力,为什么仍然相信权力,而不是相信权利、法治与制度约束?

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由宪政主义问题,也很有力量。

但是它里面隐藏着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假定: 经历任意权力伤害以后,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认识到,根本问题就是权力本身缺乏制度制约。

但这并不是唯一可能得到的历史教训。

薄瓜瓜目前显然就没有这样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。

他会区分江青、王立军、具体政治人物、具体事件与“党”本身;会认为某些时期发生了严重错误,却不因此推导出整个组织失去了合法性;会认为父亲遭到错误对待,却并不意味着应该与这个政治共同体彻底决裂。

如果从自由主义视角看,这很容易被解释为一种无法摆脱的红色贵族身份意识:受害以后仍然相信权力,只因为仍然希望有一天重新回到权力中心。

但还有另一种解释:也许他真正相信的并不是某个掌权的人,而是“组织”。

这个区别非常重要。

在一般个人化威权政治里,一个家族遭到最高统治者清洗以后,通常很难继续对那个政权保持真正的政治认同。

但中共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政权,它首先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。

领导人会更换,路线会调整,政治结论会被重新解释,今天受到打击的人可能在下一个历史周期获得平反;昨天负责清洗的人,也可能在下一轮成为被清洗的对象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共历史上始终存在两个时间尺度。

一个是个人政治周期,另一个是党的组织周期。并且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,个人政治周期可以非常残酷。

毛泽东可以整肃薄一波,可以清洗刘少奇,可以打倒邓小平;毛去世以后,党又可以否定文化大革命、平反刘少奇、重新启用邓小平。

对于一个生长于这种政治文化中的家庭而言,完全可能产生一种与自由主义不同的历史经验: 人会犯错,路线会犯错,最高领导人甚至会犯极严重的错误,但组织本身仍然可能在下一个周期纠正这些错误。

这种判断当然不是宪政意义上的制度保障。

它非常不可靠,纠正起来成本巨大,甚至可能需要等待几代人的时间。

但只要不存在另一个能够真正承载国家秩序的制度主体,它就未必是不理性的。

或许,这也许才是理解薄瓜瓜的钥匙。

我们通常把薄熙来事件理解成一场个人政治悲剧。

但如果把2012年前后的历史拉远一点,就会看到另一幅图景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,中国国家与社会已经产生了许多相对自主的运行节点。

地方政府拥有越来越强的财政、经济和治理能力;政法系统形成庞大的专业和组织网络;军队内部存在自身的人事体系;互联网、媒体、律师、公益组织、知识共同体开始形成横向联系;最高权力内部则出现所谓“九龙治水”,各常委和系统具有相当强的部门自主性。

这套结构曾经被理解为改革开放的成果。

但到了2008以后,党的认知可能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
一方面,汶川地震、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给党国机器带来了极强的成功经验:集中动员能够救灾,能够完成超级工程,也能够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迅速调动银行、地方政府、国企和财政资源。

另一方面,《零八宪章》、互联网公共空间、社会组织成长,又让党第一次真正看见:改革开放产生出来的现代社会,正在形成一些并不完全需要党直接组织的政治功能。

与此同时,颜色革命、伊朗绿色运动、阿拉伯之春又提供了一系列外部样本:

经济发展并不保证政权稳定;社会网络可以迅速降低政治动员成本;精英分裂与社会动员一旦耦合,原本看起来稳固的政权可能在极短时间内陷入危机。

于是,一批原本可以被视为现代化成果的东西,很可能开始被重新定义为组织安全变量。

2009年底以后,“社会管理创新”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”“虚拟社会管理”“新社会组织党建”等政策语言已经陆续出现。

到了2011年,“五不搞”则更进一步划定了制度边界,吴邦国所宣告的真正意义也许不是“我们非常自信,所以不学西方”,而是: 无论接下来怎样调整,有几条政治道路不允许成为解决方案。

水位已经很高,但水不许往那些方向流。

那么剩下来的解决办法自然越来越少:

不能通过政治竞争吸收矛盾;不能通过司法独立建立外部裁决;不能通过社会自治让政治功能进一步外流;不能通过制度性分权解决多中心。

于是,重新集中就越来越像唯一可行的组织答案。

如果这样理解2012,薄熙来、令计划、周永康甚至后来徐才厚、郭伯雄的意义都会发生变化。

他们未必是一个集团。

事实上,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是一伙人。

令计划首先是胡锦涛最高权力运转的中枢接口;周永康掌握的是高度膨胀的政法系统;徐才厚、郭伯雄对应的是军队内部庞大的人事与运行网络;薄熙来则更加特殊——他正在从一个普通高级干部变成一个具有独立政治品牌的人。

“重庆模式”、唱红打黑、地方治理、舆论影响、红二代身份,使薄熙来越来越不像是谁的部下,而越来越像一个能够让别人围绕自己形成政治关系的节点。

薄熙来未必需要取代习近平。

只要他进入常委,他就足以改变未来总书记所面对的权力结构。

这才可能是问题。

而2012之后真正发生的事情,与其说是“一个反习集团被清除”,不如说是一批不同类型的独立权力节点先后被削弱:

薄熙来退出;令计划提前失去中办;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减为七人;政法委书记退出常委;胡锦涛没有像江泽民那样继续留任军委主席;随后周、徐、令、郭等人的网络又陆续被清理。

这更像是一个组织在重新缩短权力链。

也就是说:党在工作,人在被党处置。

如果这个判断成立,那么薄瓜瓜的政治选择就不那么难理解了。

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父亲的遭遇直接解释成:

“共产党迫害了我的家庭,因此这个制度整体不合法”?

因为在他的世界里,真正持续存在的政治主体可能恰恰还是党。

薄熙来可以被党处理;习近平未来也可能被党重新评价;今天的政治结论可以成为明天的历史问题;但只要党仍然是国家最终秩序的承载者,那么与党彻底决裂就等于主动退出现实政治共同体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薄瓜瓜选择把责任进行分层:

谁做了什么;谁说了什么;哪一项事实可能不成立;哪个具体人物应负责任;哪些决定可能是错误的。

他没有轻易把这些全部推导成:“党本身就是错误。”

沈栋可能认为,这正说明他没有真正理解权力。

但反过来,也可以问: 如果不存在一个能够取代党的现实宪制主体,那么谁更接近政治现实?

自由主义批评者可以要求薄瓜瓜宣布:这个系统没有合法性;权力必须被彻底制度化约束;司法必须独立;党不能高于国家。

这些主张在规范意义上完全可以成立。

问题在于,在一个仍由列宁主义党定义最终政治秩序的社会中,一个具体的政治行动者接下来怎么办?

他无法生活在尚未存在的宪法秩序里,他只能在真实存在的组织秩序中作出选择。

而在这个前提下:不把个人政治灾难直接等同于组织的最终死亡,可能恰恰是一种理性。

这里真正缺少的是一个“制宪时刻”。

所谓制宪时刻,不只是换一个总书记,也不是共产党宣布进行某些政治改革。

它真正意味着一次主权位置的转换: 最终政治裁决权不再属于某个党组织,而属于经过共同授权形成的宪制秩序。

到了那一天,薄瓜瓜式的选择才会失去原来的合理性。

因为一个人的安全不再需要等待下一轮政治平反;一个政治失败者也不需要继续证明自己对组织忠诚;法律错误可以由独立程序纠正;执政失败不会意味着从政治共同体中被消失;家属不再需要依赖最高权力的善意才能获得基本安全。

到了那个世界,沈栋的问题才真正成为制度意义上的正解:不是谁掌握权力,而是谁来限制权力。

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以前,问题其实更加残酷:如果“党”仍然是唯一真正存在的最终秩序载体,那么彻底否定党之后,你准备依靠什么?

这个问题,很多中国自由主义叙事其实没有回答。

它们常常从“这个制度应该改变”直接跳到“因此每个理性的人都应该与这个制度决裂”。

中间缺了一整段政治学:新的秩序从哪里来?谁拥有制宪授权?军队听谁的?地方服从谁?财产权由谁确认?旧法什么时候失效?新法什么时候成立?

如果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,那么旧秩序即使充满缺陷,仍然具有一种非常现实的价值:它在维持共同体。

薄瓜瓜可能比许多批评者更加本能地理解这一点。

因此,说“薄瓜瓜可能是正确的”,不是说薄熙来没有问题,更不是说海伍德案、重庆打黑或者薄家财富问题已经得到了澄清。

这些都仍然应该逐项讨论。

真正可能正确的是一种更加深层的政治判断: 在一个尚未发生主权转换的列宁主义国家里,个人遭受组织伤害,并不自动推出离开组织才是最理性的选择。

因为个人与组织并不是同一时间尺度的政治主体。

人会倒台;路线会变化;历史会重新解释;而组织仍然存在。

所以薄瓜瓜可能相信:

父亲今天的政治结论不是最后的历史结论;一个具体领导时代也不是党的最终形态;保留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关系,比站在外面宣布整个体系毫无合法性更有现实意义。

从自由宪政的终点看,这种选择显得保守。

但从尚未完成制宪转换的现实中国看,它未必愚蠢,甚至可能恰恰相反。

只有当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真正能够回答“党退出以后谁来承担最终秩序”时,薄瓜瓜才真正需要作出另一种选择。

在此之前,他所做的事情或许不是崇拜权力,而是在区分两样经常被混为一谈的东西: 某一次权力配置,和承载国家秩序的组织本身。

这一区分是否最终正确,可以继续争论。

但至少,它比“红色贵族永远相信权力”这个解释,要复杂得多。

也可能,更接近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