品牌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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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 年代初,瑞士制表业遭遇了一场灾难。
后来人们把它叫做“石英危机”,但严格说,这其实不是一个单一事件,而是三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打击叠在了一起。
第一场打击来自日本。
整个 1960 年代,瑞士人一直看着后视镜里的日本同行,眼看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追上来。但即便如此,1968 年日内瓦天文台机械表比赛里,日本品牌包揽前列,还是让瑞士人大吃一惊。
瑞士人其实知道会发生什么。
多年来,日本人一直都能造出更便宜的表。现在,他们连更好的表也能造出来了。
雪上加霜的是,瑞士表马上还要变得更贵。
自 1945 年以来,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瑞士法郎兑美元固定在一个人为偏低的位置。等到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,瑞士法郎迅速升值。到 1978 年,法郎已经涨到原来的 2.7 倍左右,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买一只瑞士表时,成本几乎直接翻了两倍多。
如果只有日本竞争和汇率保护消失,这两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重创瑞士制表业了。
但更致命的是第三击:
石英机芯。
它直接让整场游戏失去意义。
原本昂贵的东西,也就是“精确报时”,一下子变成了商品。
197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初之间,瑞士手表的销量几乎跌掉了三分之二。大多数制表公司不是破产,就是濒临破产,最后被卖掉。
但不是所有人都死了。
有少数公司活了下来,而且还是以独立公司的形式活下来的。
它们活下来的方式,不是继续把自己当成精密仪器制造商,而是把自己变成奢侈品牌。
与此同时,机械表本身的性质也被彻底改写了。
最贵的表以前当然也很贵,但“为什么贵”以及“买家买到的到底是什么”,已经完全变了。
1960 年,昂贵的手表之所以贵,是因为它真的难造。买家换来的,是在那个尺寸下人类能造出的最准确计时设备。
而今天,一只表之所以贵,更多是因为品牌花了大量钱做广告,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供应。买家买到的,也不再是最好的计时工具,而是一个昂贵的身份象征。
这居然还是一门很赚钱的生意。
事实上,瑞士制表业现在靠卖“品牌”赚到的钱,很可能比他们继续靠卖“工程能力”更多。
如果你去看瑞士手表按销量统计的曲线,那是一条悬崖;但如果你看的是按收入统计的曲线,故事就完全不同:不是掉下悬崖,而是先横盘一段时间,然后在 1980 年代后期像火箭一样蹿起来。
制表商大概花了 20 年,才搞明白这套新游戏的规则。
而这件事之所以值得研究,是因为它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力量之一的完美案例:
品牌。
Paul Graham 给“品牌”下了一个很漂亮的定义:
品牌,就是当产品之间真正的实质差异消失之后,剩下的东西。
而技术的自然趋势,恰恰就是不断让产品之间的实质差异消失。
所以,瑞士手表发生的事情,并不只是一个有趣的行业边角案例。
它其实非常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主线故事。
黄金时代与品牌时代
Paul Graham 认为,瑞士机械表真正的黄金时代,是 1945 年到 1970 年。
那时候,制表商最关心的是两件事:
- 更薄
- 更准
而且这两件事本身构成了机械表的核心矛盾。
一只表,说到底就是你随身带着用来看时间的东西。所以改进它的两个根本方向也很清楚:
- 让它更容易带在身上
- 让它更会报时
准确当然有价值,但在黄金时代,薄甚至比准更有价值。
早在怀表时代,最好的制表师就已经在追求更薄的机芯。便宜而厚重的怀表会被嘲笑成“萝卜”。等到一战期间,男表从口袋转移到手腕上以后,薄就变得更加迫切了。
而且因为“薄”比“准”更难做到,所以黄金时代真正区分高端表与普通表的,往往不是更准,而是更薄。
还有一些制表商会追求所谓的“复杂功能”,比如显示月相,或者用声音报时。行业内把这些叫作 complications。
这些东西在 19 世纪很流行,现在也重新流行起来,但在 1945 到 1970 年那个真正的黄金时代里,除了一项很实用的复杂功能,也就是显示日期,其他复杂功能都只是旁枝末节。
黄金时代的顶级制表商,和所有黄金时代里的大师一样,专注于那个最本质的矛盾,并把它做到了几乎安静到无声的完美。
Paul Graham 说,黄金时代最好的手表拥有一种“安静的完美”,这种东西后来再也没出现过,而且大概率也不会再出现。
当品牌开始压过设计
黄金时代最负盛名的三个品牌,是所谓“神圣三杰”:
- Patek Philippe
- Vacheron Constantin
- Audemars Piguet
它们的声望基本货真价实,因为确实靠卓越工艺挣来的。
但到 1960 年代,这三家实际上是站在两条腿上:
- 声望
- 性能
然后它们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逐渐意识到,自己以后只能把全部重量都压在前一条腿上。
因为在“薄”和“准”这两项传统制表追求上,它们都已经不可能继续赢了。
石英机芯不仅比所有机械机芯更准,而且也更薄。
“神圣三杰”至少还有品牌声望这条腿可以站。
其他那些只卖性能的瑞士表厂,就没这么幸运了,基本都没能完整存活下来。
Omega 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。
Paul Graham 说,Omega 当年是瑞士表里的“书呆子”。
它们做出极其精准的表,但对“奢侈品牌”这套逻辑本能地有些抗拒。当日本人在精准度上追上来以后,Omega 的反应是很 Omega 式的:
那我就做更准的机芯。
于是它们在 1968 年推出了一种高频率新机芯,理论上会更准,但现实是这东西太脆弱,反而砸了自己“可靠”的招牌。
它们甚至还试图做更好的石英机芯。
但那条路最后只会通向价格战。
到 1981 年,Omega 已经破产,由债权人接管。
而 Patek Philippe 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。
当 Omega 在重新设计机芯时,Patek 在重新设计表壳。
更准确地说,是第一次真正开始自己设计表壳。
这背后还藏着一个今天很难想象的事实:
当时的瑞士制表业,是一种奇怪到几乎只可能在瑞士成立的资本主义结构:一堆被监管锁住位置的小型专业公司构成的网络。
我们今天习惯称作“表厂”的品牌,当年其实只是面向消费者的那一层壳。很多时候,连“神圣三杰”都不会自己设计表壳,甚至连机芯也不一定自己做。
1968 年,Patek Philippe 推出了一款新表:Golden Ellipse。
名字叫“金椭圆”,但实际上它根本不是椭圆,更像现在 UI 设计里说的那种 round rect,也就是圆角矩形。
这款表不仅卖得不错,更重要的是,它为未来奠定了一个范式:
用表壳来表达品牌。
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关键?
因为在黄金时代,如果你想让别人知道你戴的是哪个顶级品牌,其实是很难的。
只要距离远一点,这些表看起来几乎都一样。
极简设计就是这样:如果你真的在找最优解,大家最后往往会收敛到同一个答案。
而且黄金时代的表还比现在小很多。到 1960 年,品牌名字印在表盘上的高度,往往只有半毫米到四分之三毫米。
Patek 接管表壳之后,相当于把“品牌可见面积”从原来表盘上的几平方毫米,直接扩展到了几百平方毫米。
也就是说:
品牌终于可以被远远看见了。
品牌和好设计,其实是对着干的
但这件事也有代价。
Golden Ellipse 当然不难看。放到 1970 年代那种万物都爱 round rect 的设计氛围里,它甚至可能显得很酷。
可它并不是表壳设计上的进化。
因为机械表的表壳在此之前其实已经接近找到最优形态了。一个会旋转描出圆形轨迹的东西,最合理的壳型本来就早被发现了。
同样,表冠的最佳形态也早就被发现了。
但为了强化 Golden Ellipse 那种独特轮廓,Patek 故意把表冠做小,结果就是这类表非常难上链,难到会让人分神。
Paul Graham 借这个例子指出了一个更深的规律:
品牌不只是和好设计互不相干,它其实和好设计天然对立。
因为品牌的定义,就是必须“可区分”。
而好设计和数学、科学一样,是在寻找正确答案。
而正确答案,通常会收敛。
他用了一个很漂亮的对照:
- 品牌是离心的
- 设计是向心的
当然,设计不像数学那样只有唯一解,尤其是在面向人的领域里,总有一定弹性空间。
所以有时做得独特也未必就是坏设计,前提是你的动机真的诚实。
但品牌和设计之间的根本冲突,是逃不掉的,就像你逃不掉重力一样。
他甚至把这个逻辑扩展到了宗教。
如果你希望一个宗教的信徒因为某些习俗而显得与众不同,那你就不能让他们做“便利且合理”的事情,因为如果那真的便利又合理,别人早就也会这么做了。
要想把人群区分开来,你就得让他们做一些不方便、甚至有点不合理的事。
设计也是一样。
如果你选择的是“真正好的选项”,别人迟早也会选择它。
品牌和好设计什么时候能兼容?
Paul Graham 认为,只有两种情况能让品牌和好设计同时成立。
第一种:可能性空间极其巨大
比如绘画。
画家完全可以一边尽自己所能画得最好,一边又形成明确属于自己的风格。
因为绘画的可能性空间太大了,高手也没多到互相把彼此逼进同一最优解里。
第二种:你站在一块刚被开辟的新大陆上
如果你是第一个进入某个新领域的人,你有机会既找到正确答案,又先把这个答案贴上“是我的”标签。
当然,前提是这真的是正确答案。因为只要它真对,别人迟早会往同一个方向收敛,你的品牌优势会慢慢被侵蚀。
而机械表设计既不是巨大可能性空间,也不是一片未开发大陆。
所以在这个领域里,品牌化几乎只能以牺牲好设计为代价。
Paul Graham 甚至说,如果你想用一句话概括当代机械制表,那大概就是:
“品牌是以牺牲设计为代价实现的。”
从“表很好”变成“表很贵”
Patek Philippe 自己当时也不确定,把品牌做得更显眼会不会成功。这只是它们在摸索中的一种策略而已。
但事实证明,这就是那条有效的路径,至少从收入上看如此。
当然,要让这套逻辑成立,消费者也得配合。
Patek 知道,并不是所有客户都真的是为了准确度和纤薄度在买表。
至少有一部分人,本来就是因为“这玩意儿很贵”才买。
问题只是:
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?以及,还能把他们往前推多远?
为了试探这件事,Patek 做了一件过去“神圣三杰”都没怎么做过的事:
品牌广告。
而且广告里讲的就是:
我们的表有多贵。
1968 年的一则 Patek 广告甚至会解释,为什么你应该拿“半个月工资”去买一只 Golden Ellipse。
里面说,像所有 Patek Philippe 一样,这款超薄腕表完全手工完成;因为 Patek 是“制造成本最高的手表”,所以产量被严格限制,每天只有 43 只会被签发给全球的知名珠宝商。
你能看出这是一则很早期的广告,因为它还在提“超薄”。
但它已经完全不提“精准”了。
大概在 Patek 看来,那场仗已经输了。
随后 Audemars Piguet 又往前走了一步。
1970 年,他们找 Gérald Genta 设计了一款非常激进的新表,而且还是钢壳的。
这就是 1972 年推出的 Royal Oak。
而它们的广告把“贵”这件事讲得更狠,甚至直接打出一句:
“钢表,卖出黄金的价格。”
“你现在看到的,是全世界最昂贵的不锈钢手表。”
Royal Oak 相比 Golden Ellipse 又进一步扩展了“品牌面积”。
Golden Ellipse 只是把表盘和表壳做成品牌表达,但还配普通表带或表链。
Royal Oak 则把这种设计一直延伸到金属表链上,整个手腕一圈都在大喊:
这是我这个品牌。
真正的转折:大家开始愿意为“品牌”买单
最初几年,这种转型的效果只能说是“还行”。
这些品牌没有暴涨,但至少也没彻底死掉。
这说明市场上确实开始有一批人对这种新信号有反应。
于是它们就继续往前推。
看到 Royal Oak 的成功之后,Patek 在 1974 年也找 Gérald Genta 设计一款类似的旗舰,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Nautilus。
Royal Oak 的灵感来自船舷舷窗,所以 Nautilus 也……同样来自船舷舷窗。
Nautilus 真正把“品牌压过设计”这件事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它非常大。
黄金时代最贵的男表,直径通常只有 32 或 33 毫米,而 Nautilus 上来就是 42 毫米。
不止大,它在表壳两边还带着像耳朵一样的突起。
但好处是:
你隔着一个房间都认得出它。
今天,Nautilus 已经成了 Patek 最炙手可热的型号之一,因为它和当代买家想要的东西几乎完美对齐了:
尽可能响亮地表达品牌。
只是放在 1976 年,它还是稍微超前了一点,甚至有点“过头了”。
真正把 Patek 命运彻底扭转过来的,反而是另一款更微妙的设计:hobnail Calatrava。
所谓 hobnail,就是表圈上一圈密集的小金字塔纹。
这点区别,已经足够让它在视觉上显得很独特;但除此之外,它基本还是一只黄金时代风格的正装表。
Paul Graham 提到,这款表背后的关键人物可能是 Patek 广告公司的负责人 René Bittel。
他不是发明了一只全新的表,而是说服 Patek:
把这只表变成你们的标准设计,我来让广告把它和你们的品牌牢牢绑定。
结果这件事成功得惊人。
3919 这款表后来甚至有一个外号,叫“银行家之表”,因为它在 1980 到 1990 年代纽约投行圈里太流行了。
也正是在这个阶段,Patek 基本不再为石英表辩护了。此前他们还试图解释“高档壳里的石英表其实同样复杂费工”,但这批投行精英根本不需要那套故事。
他们要的,就是完整的机械表叙事。
连自动上链都不需要,3919 还是手动上链。
没关系,照样买。
到 1987 年,Patek 的销售终于明显进入上升轨道。
Paul Graham 认为,关键因素很可能不是广告天才,而是观众终于准备好了。
这批人正是“雅皮士”一词诞生的对象。
奢侈地生活,本来就是他们最鲜明的文化标签之一。如果要有一群人率先把“过时技术重新穿戴成财富符号”,那很可能就是他们。
到了 1990 年,事情已经非常清楚:
把昂贵、强品牌、显眼、机械的手表作为身份符号来佩戴,这一套习惯已经正式确立。
机械表为什么偏偏能完成这次“复活”?
Paul Graham 觉得,这件事的核心在于:
手表恰好是最适合用来展示财富的载体。
它就戴在手腕上,人人看得见。
更重要的是,它看起来又足够“正当”。
你也可以戴钻石戒指、金链子,但对 1980 年代纽约投行男来说,那种东西会显得太像黑帮,不够体面。
而戴一只金表就完全不同。
公司董事长也戴金表,而且那可能还是太太 20 年前送他的礼物,压根不涉及“炫富新物种”。
所以,如果越来越强的财富展示冲动要找一个出口,没有什么比机械表更合适了。
女性则基本没有接受“机械表崇拜”这套逻辑。
大多数有钱女性完全接受戴一只石英机芯的 Cartier Tank。
为什么?
部分原因当然是,机械表毕竟多少还是和“技术玩具”有关,而类似蒸汽机这种东西,本来就是男人更容易迷上的对象。
但更根本的原因是:
昂贵机械表对男性来说,本质上已经变成了“替代珠宝的珠宝”。
而女性不需要替代品,她们本来就可以直接戴真正的珠宝。
当然,机械表要完成这个转型,也必须“足够好”。
比如一只新的 Patek 3919,每天最多误差不过 5 秒。
这和石英比当然差远了,最便宜的石英表每天也不过半秒误差,而最好的石英表一年才误差 3 秒。
但在实际生活里,这已经够用了。
如果机械表每天慢一分钟,它根本不可能从“计时工具”跳到“财富象征”。那会显得太不体面了。
但每天 5 秒,已经足够接近“正确时间”。
Paul Graham 借此提出一个关于品牌和质量关系的重要判断:
当一个产品切换到主要靠品牌销售时,质量并没有失去意义,只是意义变了。
它不再是决定买不买的主因,而变成了一道门槛。
它不需要“好到能自己卖掉产品”,因为卖产品的是品牌; 但它必须“好到足以维持品牌声誉”。
也就是:
品牌不能破坏自己的人设。
我们现在真正所处的,是“品牌时代”
Paul Graham 认为,当代机械表行业之所以越来越怪,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:
品牌时代。
他的分期很简单:
- 黄金时代:1945–1970
- 石英危机:1970–1985
- 品牌时代:1985 至今
品牌时代带来的,不只是“表越来越贵”,而是整个行业形态都变得诡异起来。
比如:
- 看起来像独立品牌的店铺,其实背后大多只属于少数几个控股集团
- 表越做越大、越做越厚,直接逆转了 500 年来“尽量做小”的进步
- 有些品牌要通过盯着二级市场、回购自己产品、追查客户转卖记录,来维持稀缺性
- 甚至出现了“叛徒客户”这种概念
在黄金时代,你买一只 Patek Philippe 的方式很简单:
走进珠宝店,给钱。
而现在,Patek 可能要你先花很多年买一堆不那么想要的表,证明你足够忠诚,排队多年,最后才有资格买到一只 Nautilus。
而这套制度的目的,不只是为了多卖表,更是为了维持二级市场价格,避免“稀缺型号”大量流入市场,从而失去稀缺性。
在某种意义上,Patek 现在做的事情,其实是在:
精心管理一个长期存在的资产泡沫。
Paul Graham 把这种逐步小修小补、最后把系统推到诡异程度的现象,叫做 comb-over effect:
一连串看似不大的变化,最后会把一个原本只是“有点偏”的系统,推到一种离谱失真的状态。
品牌世界为什么会这么怪
Paul Graham 觉得,品牌时代最强烈的感受不是“奢华”,而是:
奇怪。
之所以奇怪,是因为:
形式已经不再追随功能。
到黄金时代结束之前,机械表仍然是必需品。你真的需要它来知道时间。
这种功能约束让手表本身,以及围绕它形成的行业,都有一种很清楚的形状。
黄金时代当然也有些奇形怪状的表,不是每只表都极简优雅。
但黄金时代的怪设计,往往是制表师明知道自己在偏离主线,像是故意玩一次实验,以免陷入套路。
品牌时代的怪设计则完全不同。
它怪,不是因为某种探索性的形式语言,而是因为:
它根本已经没有实践功能了。
它唯一的功能,就是表达品牌。
而“表达品牌”当然也是一种约束,但那不是能自然生出好东西的那种约束。
品牌施加的约束,最终依赖的是人类心理里一些最不值得骄傲的部分。
所以,当一个世界只剩下品牌时,它注定会变成一个又怪、又糟的世界。
那这篇文章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?
Paul Graham 在结尾收得很漂亮。
一个很明显的教训是:
尽量离品牌远一点。
不仅别去买太多品牌,最好连“卖品牌”这种事也尽量少碰。
当然,你也许能靠这个赚钱,虽然未必像看起来那么容易。但不断去按别人脑子里的品牌按钮,本来就不是一个值得长期做的题目。
而一个更微妙、更重要的教训是:
行业有它自己的节奏,而这种节奏往往不是个人能逆转的。
有些领域会进入黄金时代,有些则会进入没那么黄金的时代。
如果你想做出真正好的工作,你更应该待在一个正在上升的领域里。
当然,人们不会在黄金时代进行中时就管它叫“黄金时代”。这个词总是事后才出现。
这并不是说黄金时代不存在,而是说,身处其中的人通常只是觉得:
- 很聪明的人在一起
- 正在认真做有趣的问题
- 而且持续做出结果
黄金时代在当时的体感,也不过如此。
所以,如果真要提炼出一个可以同时帮你避开“品牌问题”、又能自动带你找到黄金时代的原则,那大概就是:
Follow the problems.
不要去追黄金时代。
去追真正有趣的问题。
如果你够聪明、够有野心、也足够诚实,那你对问题的品味,已经是最好的导航系统。
去那些有趣问题所在的地方,你大概率会发现,其他同样聪明、同样有野心的人也已经在那里了。
再过很多年,人们回头看,会把你们一起做的那段时光叫作:
黄金时代。